《琼山革命史料》第一期。
《琼山革命史料》第七期。
《琼山革命史料》记录手稿。
《琼岛星火》。
《琼山革命史料》是20世纪80年代，由琼山县委党史研究办、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纂的一本党史史料丛刊。全刊共12期，共70多万字，第1期发行于年9月20日，距现在已经近40年了。这本丛刊不仅是一份珍贵的琼崖革命史料，更是一代海南党史工作者艰辛工作的见证。
抢救史料
一代党史人的责任
琼崖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历史，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但是如何精确记录和准确还原这段历史，却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琼崖革命斗争时间长、规模大，革命史料本来应当丰富，但是由于琼崖革命的过程十分曲折，琼崖地方组织先后面临两次革命低潮，党组织经常处在频繁的战斗和转移中，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难以保存下来，导致能够完整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死资料”）很少，大量的历史资料仍然保留在历史见证人的脑子里（“活资料”），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到20世纪80年代健在的已经十分稀少。
由于档案资料的缺失，在编写地方党史正本中，往往会遇到大事、要事记录不清，时间地点模糊不定，人名地名模棱两可的情况。同时，仅存的档案资料记录的内容十分生硬，缺乏必要的历史细节，这样写成的党史正本不仅不完整，而且存在可读性差的问题。为了更全面地记录琼崖革命的历史过程，尽可能完整地还原琼崖人民的斗争历程。改革开放后，海南各级党史部门都以分秒必争的精神，投入抢救革命史料的工作，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琼岛星火》期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年创办的，先后出版了23期。《琼岛星火》的主要任务是，忠实记载领导的、在海南岛上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各族人民和革命战士的英雄事迹和光荣业绩，记录孤岛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历史，借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为此，刊物热情邀请岛内外熟悉海南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撰写稿件，成为当时研究琼崖革命历史的珍贵史料。与此同时，各市县的党史部门，也用各种方法因地制宜地搜集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史料，为丰富琼崖革命史的研究贡献了重要的力量。《琼山革命史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生动记述
保存大量的历史细节
琼山是一片红色热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的领导下，从学生到工农民众，从乡镇到农村，到处燃起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烈火。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在敌人的白色恐怖笼罩下，全县人民革命斗争经历了极端艰巨、复杂、曲折的过程，几经低潮、高潮的反复。琼山县委一直领导着全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全县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到海南岛解放前夕发展到约占全县总面积的37%，根据地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50%。《琼山革命史料》采取口述史的方法，由县委党史研究办、党史资料征集办的工作人员上门采访革命事件的亲历同志，记录下老同志的口述内容，再加以反复核实整理，最终成文。书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细节，再现了琼崖革命前辈不屈的斗争。
如第三期的《和李爱春同志一起生活的岁月里》一文，是由李爱春烈士的遗孀孙宝珊回忆的。当时孙宝珊已经77岁，但是她回忆起50多年前大革命时期和李爱春相识相知相爱结婚的场景时，仍然历历在目。“爱春富于革命理想，生活简朴。自我们结识到婚后生活，除了一九二六年底他在广州开会，兴头上买了一套西装，一年来没有添过一件新衫裤。他经常穿的是在大学读书时穿的、旧得发了白迹的长衫，冬天连条毛线衣也没有。天冷了才戴上大学里戴的那顶尼子做的、圆形黑布边沿的帽子。结婚时我曾叫他穿好点，要给他做件新衣服。他说等到革命成功了才行呀，现在还没有条件。”短短数语，琼崖革命先驱李爱春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为人民奋斗的志向已经跃然纸上。
第四期收录了郭儒灏回忆的《海南早期一些革命活动的情况》一文。郭儒灏是琼崖革命早期的骨干人物，亲身经历了琼崖革命早期的很多重大事件。年6月，杨善集主持召开六月紧急会议，决定将琼崖地委改为琼崖特委，杨善集担任特委书记，王文明担任特委常委，并开展武装斗争，在各地成立县委。这次紧急会议的主要内容虽然记录在档案文件上，但会议亲历者事后大多牺牲，以至于会议决定成立各县委的细节鲜为人知。郭儒灏恰巧担任这次会议的记录员，“在会上杨善集提出成立各县县委，确定各县委书记人选，在讨论琼山县委时，杨善集提名陈秋辅，王文明提名冯白驹，最后讨论认为冯白驹在琼山工作时间长些，比陈秋辅更了解琼山情况，也较稳重，因此决定冯白驹任县委书记，陈秋辅当宣传部长，冯裕江当组织部长。”寥寥数语的回忆，既展现了王文明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展现了杨善集尊重同志意见、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的优良品质，成为我们了解琼崖党组织早期贯彻民主集中制情况的一面镜子。
《琼山革命史料》中采访的人物众多，其涵盖的内容也不仅仅限于琼山县一地，很多文章采用了以人带事的方法，反映了琼崖革命时期党政军活动的方方面面。如第十期《回忆美龙洞一带和七区苏（全称七区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活动》一文的回忆者洪崇洙，在接受采访时已经84岁，他在琼崖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时候，担任过琼崖红军第二团的副官。他回忆当时军阀龙济光从海南败走时，士兵将子弹很便宜地卖给当地民众，民众买下来以备防匪防盗用。他经常从团部领取经费，再从民众手中收购子弹，供给红军战斗使用，这些子弹都是德国制造的，质量非常好，当时一块银元可以买到三颗子弹。他的回忆充分展现了当时琼崖红军在孤悬海外、外援极少的情况下，坚持斗争的艰辛。
艰苦条件
见证党史工作者的情怀
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史工作机构刚刚成立，工作条件尤其艰苦。不仅经费短缺，也没有专用的录音器材和交通工具，采访一位老同志，往往依靠工作人员骑自行车往返多次，根据老同志的口述，一字一句地用笔写下来，记录成手稿，再以手稿为基础，反复找老同志核对。整理完成一篇文章，往往需要来回几次甚至十几次，工作艰辛可想而知。据参与采访整理工作的王万江、符史炯、陈继泰等人回忆，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还不是物质条件的匮乏，而是由于信息不畅，年代久远，很多老同志查找起来非常费力，往往要通过知情人反复联系，辗转多人，才能联系上相关亲历者。
当然，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这份70多万字的《琼山革命史料》中也有一些错漏，部分回忆者由于记忆偏差，导致部分细节不准确；当时这份史料的印刷量和发行量都较少，以至于现在存量极少，很多历史细节仍然鲜为人知。最近，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正准备组织省内专家学者，对这份珍贵的史料重新整理和校订，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份史料很快就会重新与广大读者见面，在研究、宣传琼崖革命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文图本刊特约撰稿陈立超）
作者/来源：文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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